1975年，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：功德林里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？“还有，主席”，工作人员回答说：“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”毛主席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关这么久了，再顽固分子也剩一把骨头了。他们老了，做不了恶了，都放了吧。”
1975年冬天，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门，迎来了一场迟到了二十六年的告别。
彼时八十二岁的毛主席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他每日批阅文件的时间被医生严格限制，但只要精神尚可，依然会过问一些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。就在一个寻常的傍晚，他放下手中的文件，忽然问身边的人：“功德林那边，还有国民党的人吗？”
这个问题来得突然。工作人员略一迟疑，如实答道：“还有两百多人。这些人都是过去历次特赦里没有出去的，思想一直比较顽固，始终没有转变过来。”
毛主席听完没有立刻说话。他靠在沙发上，像是在想什么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：“关了这么多年，再顽固的人，也只剩下骨头了。他们老了，翻不起浪了。都放了吧。”
这话传到有关部门的时候，不少人起初以为听错了。两百多名在押的国民党战犯，而且是最顽固的那一批，全部释放？这在当时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。
要知道，从1959年第一次特赦开始，到1966年为止，中共已经分批释放了好几次战犯。溥仪、杜聿明、王耀武这些名字，就是在那些年被特赦出狱的。能留到七十年代的，要么是当年罪行确实深重，要么是几十年来始终不肯低头的硬骨头。如今一句“都放了”，等于把剩下的底牌全部推了出去。
这话说得轻描淡写，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。时间是最公平的东西，它把当年的对手都推到了同一个年纪，剩下的那点恩怨，在衰老面前实在算不了什么。
很快，释放战犯的提议被拿到会议上讨论。就在方案拟定的时候，毛主席又补了一条意见：“给每个人发一百块钱，当安家费。”一百块钱在1975年是什么概念？当时北京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块，一百块足够一个人生活好几个月。这个数字不大不小，却足够体面。
消息传到功德林的时候，已经是初冬了。管理所的人把战犯们集中起来，宣布了这个决定。院子里站着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，头发花白的、拄着拐杖的、走路颤颤巍巍的，谁也看不出当年在战场上的威风。他们听完整整愣了好一会儿，有人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“全部释放？我们？”一个曾经当过军长的人声音发抖。
“是的，全部释放。每人发一百元安家费，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管理所的负责人说得清清楚楚，“想去台湾的，也可以。”
这些人中，有不少已经在功德林待了二十多年。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，他们没能跟上，成了解放军的俘虏。起初他们以为自己死定了。按照旧时代的规矩，战败的将领很少有能活下来的。可共产党并没有杀他们，而是把他们送进了战犯管理所。
功德林的条件说不上好，但绝对谈不上差。有饭吃，有衣穿，生病了给看，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风扇。管理人员不打不骂，就是让他们学习、写材料、反省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。
日子久了，有些人开始慢慢想通了。他们发现共产党的管理所和国民党的监狱完全是两回事。渣滓洞那种地方，他们不是没听说过，那是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，刑具齐全，进去的人不死也要脱层皮。
而功德林呢？管理人员甚至会在过节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吃饺子，逢年过节还会组织联欢。这种反差，让很多人心里不是滋味。
1959年第一次特赦的时候，溥仪是第一批走出去的人之一。这位末代皇帝在管理所里学会了缝衣服、种菜、浇花，出狱后成了一名普通的公民。杜聿明、王耀武这些人也陆续出去了，被安排到政协或者文史馆工作。每一次特赦，功德林里都会少一些人，而那些留下的人，心情也越来越复杂。
到了1975年，剩下的这两百多人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“顽固”可言了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不过是年纪太大了，思想转得慢，加上历史包袱太重，一直没能达到被特赦的标准。二十多年的管理所生活，已经把他们的棱角磨得干干净净。
所以当被告知可以离开的时候，很多人反而茫然了。出去之后去哪儿？老家还有人吗？亲人还在吗？二十多年与世隔绝，他们连怎么坐公交车可能都不会了。
一百块钱的安家费，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这笔钱不多，但足够他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重新站稳脚跟。有人拿着钱去找散落在各地的亲属，有人被安排进了当地的养老院，也有少数人真的辗转去了香港、台湾。
临别的那天，功德林的大门外停着几辆大客车，要把这些人送到火车站。管理人员帮他们提着行李，一个一个地送上车。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住了二十多年的院子，眼圈红了；有人紧紧握着管理人员的手，嘴唇哆嗦着说了句“谢谢”；还有的人一声不吭地上了车，坐在座位上望着窗外发呆。
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，说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要放这些人？答案其实很简单。他说过，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来打去，说到底都是中国人之间的事。只要这些人不再挑起战争，不再祸害老百姓，就应该让他们好好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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