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公司年会的舞台侧幕，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红包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八十亿的净利润，这四个字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被公司的宣传机器反复咀嚼，像一块嚼烂了的口香糖，黏在每一个员工的耳朵上。年会大厅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把光切割成无数碎片，洒在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上。我听见主持人用那种刻意拔高的、带着颤音的腔调报出这个数字，然后是一阵潮水般的掌声。我跟着拍了拍手，掌心有些发麻。
红包是在掌声的余韵里发下来的。部门经理老周像分发传单一样，把红包一个个塞到我们手里，脸上挂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笑，嘴里说着“辛苦了，来年继续努力”。我接过属于自己的那一份，红包很薄，薄得像一片秋天的落叶，带着一点打印机油墨的干燥气息。我没有当场打开，因为旁边的小李已经迫不及待地撕开了他的，然后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瞬，接着又勉强地挂了起来，那笑容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，皱巴巴地裹着他的失望。我低下头，用指甲小心地挑开封口，里面是一张崭新的纸币，和一张打印的纸条。八百元。
我盯着那三个字，还有那个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，像是盯着一个荒谬的笑话。八百元。公司年会上抽奖的二等奖是一台平板电脑，价值四千多。我们部门上个月因为赶项目，连续三周周末无休，我熬过三个通宵，一次因为低血糖差点从工位上栽下去。这些场景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，最后都落回这张轻飘飘的纸条上。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一下，两下，节奏稳定得可怕，像某种倒计时。
音乐还在响，是那种激昂的、催人奋进的进行曲。有领导上台讲话了，隔着老远，我只看见他嘴巴一张一合，像一条搁浅的鱼。他的话被音响放大，带着嗡嗡的回声，说的是“感恩”、“奉献”、“家文化”。我忽然觉得很冷，冷得像是站在十二月的风里。手里那个红包被我的体温焐热了一点，反而更显得烫手。我慢慢站起身，动作很轻，没有惊动旁边的人。我的腿有些僵，像是很久没有活动过的机器零件，每一步都带着迟滞的钝痛。
我走到舞台侧面，那里有一个台阶，可以通到台上去。没有人注意到我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追着领导的手势，追着大屏幕上滚动的辉煌数据。我站上台阶，听见鞋子踩在地毯上发出的沉闷声响。然后我走到舞台中央，主持人看见了我，他愣了一下，嘴巴张成一个无措的圆形。台下有人开始窃窃私语。
我举起手里的红包，像举起一面小小的、苍白的旗帜。话筒就在我前方不到一米的地方，我走过去，轻轻拍了拍它，那“噗噗”两声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格外突兀。然后我撕开了那个红包。纸撕裂的声音很细微，却被话筒放大，像什么东西绷断了。我把那张八百元的纸币和纸条一起举高，让台下的人看清。然后我松开手，纸片打着旋儿往下落，像几片灰色的雪。
“我的奖金，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，平静得不像真的，“就这么多。八十亿，我拿八百。”我顿了顿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那是我昨晚就写好的辞呈，已经有些褶皱，带着我体温的余烬。我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那张铺着红绒布的演讲台上，压住那台用来展示辉煌业绩的笔记本电脑键盘。“辞呈。不干了。”
台下死一样安静。我转过身，往台下走。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在沉默中格外清晰，哒，哒，哒，像一个小锤，一下下敲打着这金碧辉煌的牢笼。没有人拦我，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的脸在我余光里都模糊成一团，只有无数道目光追着我的背影，像无数根细小的针。我走到门口，推开门，外面的冷空气扑面而来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肺里全是清冽的、自由的味道。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，不用看也知道是群里的消息，是同事的电话。我没有回头，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个我待了七年的地方。七年的日夜，换来八百元，和一句轻飘飘的“辛苦了”。
我想起七年前，我刚进公司的那天，也是这个季节。HR带我们参观办公区，指着墙上“以人为本”的标语，说这里是家。那时我信了，我真的信了。我妈在电话里说，好好干，大公司有保障。我捏着那封offer，像捏着一张通往安稳余生的船票。现在，那张船票已经过期了，或者说，它从来就没有生效过。
我把手机翻了个面，扣在口袋里。风灌进领口，我裹紧了外套。城市的霓虹灯在远处闪烁，像一片虚假的星河。这一刻，我没有想以后怎么办，没有想家里会怎么反应，也没有想这七年到底值不值得。我只是走，一直走，走过灯火通明，走到阴影里。然后我停下来，靠在一棵梧桐树粗糙的树干上，仰起头，看见几颗稀疏的星子，在厚重的云层缝隙里，固执地亮着。
我靠在那棵梧桐树上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树皮粗糙的纹路硌着后背，像一扇沉默的墙，把我从身后那座玻璃幕墙的大楼里彻底隔开。手机在口袋里依然震动，像一只被困住的蜜蜂，嗡嗡嗡地不肯停歇。我最终没有把它拿出来。手指冻得有些僵了，我哈了口气，白色的雾在眼前散开，又慢慢消失。城市夜晚特有的那种浑浊的、带着尘土味的气息灌进鼻腔，我第一次觉得这种气息是活的，是属于我自己的。
手机在连续震动了十几分钟后，终于安静下来。我猜是没电了。这样也好。我沿着街道慢慢走，鞋跟敲在砖面上，声音被风扯碎。这条街我来来回回走了七年，每一个路口、每一家便利店的位置都刻在脑子里，像一条固定的轨道。我从来都是匆匆忙忙地走过去，赶着上班，赶着回家，赶着在菜市场关门前买一把蔫了的青菜。只有今晚，我像个陌生人一样打量着它。梧桐树的枝桠光秃秃地伸向天空，路灯的光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又揉成一团。
家里离公司有六站地铁，我平时都坐地铁，偶尔加班太晚，会奢侈地打一次车。今晚我没有坐车，只是走。路过那家我常去的早餐铺，卷帘门半拉着，里面漏出一点昏黄的光。老板娘还没走，正弯着腰擦桌子。看见我，她直起身，习惯性地笑了笑：“今天这么晚？明天早上吃点什么？”我摇摇头，说：“明天不来了。”她愣了一下，似乎没听明白，但也没多问，又低下头去擦她的桌子。我忽然想，这七年来，我在这家铺子吃了大概一千多顿早餐，豆浆、油条、茶叶蛋，偶尔换一碗小馄饨。老板娘认识我，知道我不要香菜，知道我喜欢甜豆浆。可我们之间的全部交情，也不过是每天早上那三两句关于食物的问答。现在我要走了，连个正式的告别都不需要。
拐过街角，风更大了。我把外套的拉链拉到顶，下巴缩进衣领里。路灯下，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，像一个飘忽的鬼魂。我开始想明天的安排，又强迫自己不去想。这七年来，我习惯了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：早上六点半起床，七点出门，七点四十到公司，打开电脑，看邮件，回消息，开会，写报告，午饭在食堂解决，下午继续开会，写报告，晚上加班到八九点，赶末班地铁回家，洗澡睡觉。循环往复，像一台上好发条的机器。现在这台机器突然停了，我的脑子还有些惯性地空转，却想不出该用哪一步来填满突然空出来的时间。
走到家楼下的时候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这是一栋有些年头的老居民楼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水泥。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快一个月，物业一直没来修。我摸黑上楼，脚步很轻，怕吵到邻居。到了四楼，门缝里透出灯光，我妈还没睡。我站在门口，手抬起来，又放下。我该怎么和她说？说我辞职了，因为奖金只有八百块？说我在年会上撕了红包，像个疯子一样递了辞呈？我妈六十三了，心脏不好，血压也高。她大概不能理解，一个在大公司干了七年的人，为什么要因为一时意气丢掉那份“稳定”的工作。
钥匙插进锁孔，轻轻一转，门开了。电视开着，声音被调得很小，我妈靠在沙发上打盹，花白的头发散在靠垫上，手里还攥着遥控器。听见门响，她惊醒过来，迷蒙着眼睛看我：“回来了？这么晚，又加班了？”她的声音里有种习惯性的疲惫和关切，像一杯温吞吞的白开水，烫不了人，也凉不透。我“嗯”了一声，换了拖鞋，往自己房间走。走到门口，又折回来，坐在她旁边。
“妈，我把工作辞了。”我尽量让声音平静一些，像在说今天晚饭吃了什么。她愣了一下，坐直身子，遥控器从手里滑下来，掉在沙发上，发出沉闷的一声响。“怎么……怎么忽然就辞了？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”她的眼睛睁大了，皱纹在眼角堆叠起来，像干涸的河床。
“干了七年，今年公司利润八十个亿，给我发了八百块钱奖金。”我看着她，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“我不想再干了。”
她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什么都没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就是太要强了。八百是少了点，可现在工作多难找啊，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了大公司。你这一辞，下个月房贷怎么办？你爸的药钱怎么办？”她的话像密集的雨点，打在我本来就潮湿的心上。我低下头，不说话。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现实，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，像一道道难解的算术题。可我也知道，如果今天不走，我可能这辈子都走不了了。
“妈，我不是冲动。”我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，“这七年我每天都想走，每天走到公司门口都觉得腿有千斤重。今天那个红包，只是最后一根稻草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有失望，有担忧，还有一点我不太能读懂的东西。或许是一丝释然，像看见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。她年轻时在纺织厂上班，也是干了十几年，后来厂子效益不好，她下岗了。那时候她也说过，早就想走了。后来她摆地摊，卖早点，做过很多零工，把我拉扯大。这些事她很少提，但我记得她凌晨四点起来和面的样子，记得她蹲在路边吃冷馒头的样子。
“睡吧。”她最后说，声音软下来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“明天的事，明天再说。”她关掉电视，站起来，背有些驼。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看我：“饿了没有？厨房里有给你留的菜。”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不饿，你早点歇着。”她点点头，慢慢走回房间，关上门。门合上的声音很轻，像一声叹息。
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电视屏幕黑着，映出我模糊的轮廓。窗外的月光透进来，薄薄地铺在地板上，像一层霜。我想起我爸，他住在城南一家护理院里，脑梗后遗症，半身不遂，已经三年多了。每个月四千块的护理费，是我和我妈一人一半凑的。我辞职的事，还没想好怎么和他说。他说话不利索，但脑子还清醒，每次我去看他，他都用那只还能动的手比划，问我工作怎么样，累不累。我总是说，挺好的，不累。
我把头埋进膝盖里，深深地呼出一口气。口袋里那张撕碎的红包纸还留着几片碎屑，硌着指尖。我摸出来，摊在掌心，借着月光看，那上面印着公司的logo，还有一些祝贺新年之类的烫金字。它们曾经代表着某种荣耀，某种归属，现在只是一堆废纸片。我把它们团成一团，丢进茶几旁的垃圾桶里。然后我站起来，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冷水扑在脸上，激得我一激灵。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有些发白，眼眶下面有一圈淡淡的青黑，嘴角耷拉着，像一条疲惫的鱼。可眼睛很亮，亮得有点陌生。
我回到房间，从抽屉里翻出那本记了七年的工作笔记，厚厚一摞，封皮都磨毛了。我一页页翻过去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会议记录、项目节点、领导指示，有些地方用红笔圈了又圈，打了五角星。这些字迹曾经是我的勋章，是我的生活。现在再看，却像一种嘲讽。我把它们一页页撕下来，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像在给这七年办一场郑重其事的葬礼。纸页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，刺啦，刺啦，像撕开什么结痂的伤口。
撕到最后一页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：“这个项目做完，一定要休个假。”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揉成一团，和其他的碎纸一起，装进一个垃圾袋里。我提着那袋碎纸走到楼下，垃圾桶旁边有只流浪猫，听见动静，警觉地竖起耳朵，绿眼睛在黑暗中亮晶晶地看着我。我把垃圾袋扔进去，它受了惊，嗖地窜进旁边的灌木丛。我站在黑暗里，抬头看了一眼我家那扇窗，我妈房间的灯已经灭了。整栋楼都沉在夜色里，像一艘搁浅的船。
风还在吹，带着早春特有的料峭。我搓了搓冰凉的手，转身上楼。明天，等太阳升起来，我需要面对很多事情。但此刻，我只想好好睡一觉。这七年来，我第一次觉得，睡觉是一件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事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窗外的鸟叫吵醒的。天已经大亮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在我的被子上投下一条金色的河。我看了眼手机，关机了一夜，刚开机，消息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来。微信有上百条未读，大部分是同事发来的，有的问怎么回事，有的说佩服，有的发来一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，还有的只是沉默地发来一个句号，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没有回，一条也没回。只是给房东发了一条消息，说下个月可能晚几天交房租。房东姓王，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，她很快回了个“好”，后面跟了一个笑脸。这让我有些意外，也有些感激。
起床，洗漱，走出房间。我妈已经出门了，桌上留着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，用盘子扣着，还是温的。旁边放着一张纸条，她的字歪歪扭扭的：“别想太多，先吃饭。我上早市了。”我坐下来，撕了一截油条泡进豆浆里，油条吸饱了浆水，软塌塌的。我咬了一口，甜得有些发腻，但我还是慢慢吃完了。吃完洗碗的时候，手机又震了一下。我擦干手拿起来看，是公司的系统邮件，自动发送的，标题是“离职流程提醒”。我盯着那行字，忽然觉得有些恍惚，好像昨天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但垃圾桶里那几片红色的碎纸告诉我，那是真的。
我打开那个邮件，里面列了一堆步骤，什么归还工牌、交接工作、办理社保转移之类的。我逐条看过去，心里很平静，就像在阅读一份和自己无关的说明书。最后一条写着：“请在离职前联系HR部门确认最后工作日。”我关掉邮件，没有回复。我把手机放在桌上，推开窗。外面的空气灌进来，带着楼下早点摊的油烟味和路人的说话声。一个小孩骑着童车从楼下经过，车铃叮铃铃地响，笑声清脆得像一把糖撒在地上。我趴在窗台上，看着这普通的一天，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，像搁在窗台上的冰块，被太阳晒着，一滴一滴地往下淌水。
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去那个地方了。那扇玻璃旋转门后面的一切，都和我没关系了。接下来要做什么，我还没想清楚，但那种“没想清楚”的感觉，反而让我觉得踏实。就像走了一条太直太长的路，忽然走到一个没有路标的路口，四面八方都是方向。
我回到房间，打开那个已经落了灰的行李箱。七年前，我就是拖着它来到这座城市。后来它一直塞在床底最深处，和几本旧书、一沓过期的信用卡账单挤在一起。我把它抽出来，擦掉上面的灰。箱子很旧了，一个轮子还有些松，拖起来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。我把它打开，里面空空荡荡，像在等我重新填满。我站在房间中央，环顾四周：除了几件衣服、几本书、一台旧笔记本电脑，似乎也没什么可带走的。这些年攒下的那点存款，付完房贷和父亲下个月的护理费，大概还剩一万出头。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盘桓不去，像一根细细的丝线，勒着我所有关于自由的想象。
可我没有后悔。我把那台旧笔记本电脑装进箱子，又把几件常穿的衣服叠好放进去。剩下的东西，我决定留给这间屋子，留给这七年。等我收拾完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。阳光照在窗台上，照在那盆我养了两年却始终没开过花的绿萝上。它的叶子绿得发亮，藤蔓垂下来，几乎要够到地板。我走过去，给它浇了最后一次水。水渗进土里，发出细微的滋滋声。我忽然想，其实它只需要水和一点阳光，就能活得很好。人大概也一样。
门锁转动的声音响起。我妈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两个塑料袋，一个装着青菜和豆腐，另一个装着几个苹果。她看见我房间门口敞着的行李箱，脚步停了一下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把菜放进厨房，然后走到我房门口，靠着门框，看着我。
“你要搬出去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这满屋子的阳光。
我停下叠衣服的手，抬头看她：“妈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在这里待着，我总忍不住去刷招聘网站，总忍不住想接下来怎么办。我想先走一段路，想清楚了再回来。”
“去哪里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老实地回答，“先回老家看看爸，跟他说一声。然后可能去一趟云南，大学室友在那边开了家客栈，一直叫我去。我一直说忙，没空去。”
我妈看了我好一会儿，然后转身进了厨房，我听见水龙头打开的声音，哗哗地响。她开始洗菜，动作很慢，水花溅在盆沿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过了很久，她的声音才从厨房里传出来，混着水声，有些模糊：“去吧，注意安全。钱不够了跟妈说。”
我的鼻子忽然就酸了。我走到厨房门口，看见她弓着背，站在水池前，那几根青菜被她洗了又洗，几乎要洗烂了。我说：“妈，谢谢你。”她没回头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又过了几秒，才说：“你爸那边，我去说。你去了……好好跟他说，别让他担心。”
我应了一声，回到房间，继续收拾。阳光慢慢从窗台爬到床上，又从床上爬到地上。我蹲下来系鞋带的时候，看见床底还有一双旧跑鞋，鞋底已经磨平了。我把它们拿出来，拍掉灰，和行李放在一起。它们虽然旧了，但穿着舒服。这七年，它们陪我挤过地铁，赶过公交车，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踏碎过路面的积水。现在，它们该陪我去走一些不一样的路了。
下午，我去了一趟银行，把卡里的钱规划了一遍。然后去了城南的护理院。那栋灰白色的建筑蹲在一条窄巷的尽头，门口种着两棵掉光了叶子的石榴树。我穿过贴着浅绿色墙裙的走廊，闻着熟悉的消毒水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、岁月沉淀的气味，走到二楼最里面那个房间。门半开着，我爸坐在轮椅上，面向窗户，背对着门口。他的头微微歪着，似乎在看窗外的天。天很蓝，一丝云都没有，像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布。
我走进去，蹲在他面前。他看见我，浑浊的眼睛亮了亮，那只还能动的右手抬起来，颤巍巍地比划。我看懂了他的意思，他在问我：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，不用上班吗？
我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很瘦，骨节突出，皮肤像一张皱巴巴的纸，包着几根倔强的骨头。我笑了笑，说：“爸，我把工作辞了。”他愣住了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听懂了。那只手在我掌心里动了动，像是想抽回去，又像是想用力抓住什么。他的嘴唇哆嗦了几下，才含含糊糊地挤出几个字：“为、为啥？”
“干得太累了，想歇歇。”我说，“你放心，我不是一时冲动。我打算出去走走，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。钱的事我能解决，你在这好好待着。”
他没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担忧，有心疼，还有那种父亲特有的、笨拙的无能为力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又挤出一个字：“好。”然后他用那只还能动的手，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。那两下很轻，像羽毛拂过，却比什么都重。
我陪他坐到傍晚，喂他吃了饭，又推着他在楼下的院子里走了一圈。天暗下来，风凉了，我把他送回房间，帮他擦了脸，掖好被角。他闭上眼睛，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我关上门，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。消毒水的味道萦绕在鼻尖，天花板上的灯管发出嗡嗡的轻响。我知道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一个人走一段路了。这段路没有地图，没有GPS，甚至可能没有路。但我想走。
回到家，我妈已经睡了。桌上留着一碗粥，还温着。我喝了粥，洗了碗，把行李箱提到门口。然后我回到房间，坐在床沿，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七年的屋子。月光照进来，落在床头的绿萝上，叶子像玉一样。我轻轻关上门，没有开灯。
明天一早，我要去火车站。我已经在网上买了票，终点站是南方一座小城。那是我爸的老家，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去过了。我想在开始任何新的事情之前，先回到来处，去看看那些被遗忘的根，去见见那些只在过年电话里出现过的亲戚。或许，在那片长满油菜花的田埂上，我能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往哪里去。
我调好闹钟，躺下来。床垫软塌塌的，像这些年的日子一样，困住过我的身体，却困不住天亮之后的路。窗外的月亮已经偏西，又大又亮，像一只温柔的眼睛，注视着这人间所有的失眠和远行。
火车是早上七点四十分发车。我醒得很早，天还没大亮，窗外灰蓝蓝的，像一块没洗净的旧绸布。我妈也醒了，她没惊动我，但我听见厨房里有轻微的响动，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，燃气灶打火的哒哒声。我穿好衣服出来，看见她已经把一碗面端上了桌，面上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，旁边摆着一小碟咸菜。
“上车前吃碗面。”她说，把筷子递给我，手有些抖。我接过来，低头吃面。面是挂面，煮得有点过，软塌塌的，但汤底是她用昨晚剩下的肉汤兑的，很鲜。我吃得很快，汤也喝了个干净。她坐在我对面，也没吃，就那么看着我，目光像一件旧毛衣，织得密密的。我吃完站起身，把碗收了。她连忙站起来要接，我轻轻挡了：“妈，我来。”她没坚持，又坐回去，两只手绞在一起，指节泛白。
我洗了碗，从厨房出来。她站在我房间门口，看着那个行李箱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东西都带齐了没有？路上别乱吃，你胃不好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走到她面前，伸手抱了抱她。她很瘦，肩膀的骨头硌人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才慢慢抬起手，在我背上拍了拍，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，节奏很轻，很缓。我松开她，拉着行李箱往门口走。走到门口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她。她站在客厅中间，晨光从阳台的纱窗透进来，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，模模糊糊。她冲我挥了挥手，说：“去吧，到了给妈发个消息。”
我点点头，转身出门。行李箱的轮子磕在楼道的水泥地上，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，在清晨的楼道里显得格外空旷。下楼，走出小区，门口卖早点的摊子已经支起来了，油锅里的油条正滋滋地冒着泡。老板娘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冲我笑了笑：“今天真早，来根油条？”我摇摇头，说：“赶火车。”她“哦”了一声，低头继续忙活。我走出几步，又听见她在后面喊：“路上慢点儿！”我没回头，只是抬起手，在空中挥了挥。
地铁站里的人不多，我拖着行李箱过安检，上车。车厢里空荡荡的，几个上早班的年轻人在打瞌睡，两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在轻声背单词。我找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，行李箱夹在两腿之间。车窗外的站台灯光闪过，一段明，一段暗，像翻书一样。我忽然想起七年前，我也是这么拖着行李箱，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，赶去公司报到。那时候心里全是对未来的期许，像一颗被吹得鼓鼓的气球，胀得发痛。现在再想，那气球是什么时候开始漏气的呢？大概不是某一天的事，是很多个深夜，很多次否定，很多次把委屈咽进肚子里之后，它就在不知不觉间瘪了下去，最后只剩一张皱巴巴的皮。
到火车站的时候，天已经亮透了。太阳从车站广场的东边升起来，把候车大厅的玻璃幕墙照得金灿灿的。我取了票，过了安检，在候车区找了个角落坐下。站里的人渐渐多起来，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行色匆匆，广播里反复播报着车次和检票口。我打开手机，看见大学室友林悦发来的消息：“哪天到？我去接你。房间给你留好了，正对着洱海。”后面还跟着一张照片，湛蓝的水面，白色的窗纱被风吹起一角。我回她：“先回老家看看我爸那边的亲戚，过几天再去你那儿。”她很快回了个“好”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你早该来了。”
我把手机收起来，望着候车大厅顶上的玻璃天窗。阳光从那里倾泻下来，像一束透明的瀑布。这七年里，我几乎每年都会和林悦说“等忙完这阵就去找你”，可说来说去，一直没去成。工作像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把我牢牢吸在中心，以为只要转得够快，就能一直转下去。直到昨天，我才自己跳了出来。
开始检票了。我站起来，拉着行李箱汇入人群。列车停靠在站台上，白色的车身被太阳照得发亮。我找到自己的座位，靠窗，把箱子塞进头顶的行李架。坐下后，我打开手机，给林悦发了一条：“我先去乡下待几天，看看爷爷奶奶留下的老屋。”然后给公司HR回了一封邮件，很简短，说我会在要求的时间内把离职手续办完，工牌和门禁卡会在下周一之前寄回公司。点击发送的那一刻，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像把肺里最后一点浊气都挤了出去。
火车开了。起初很慢，车轮碾过铁轨接缝，有节奏地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。然后速度渐渐加快，窗外的城市像一幅卷起来的画，高楼、立交桥、广告牌，都被迅速拉远，模糊成一片灰扑扑的影子。过了城郊，风景豁然开朗起来。田野出现了，几块新翻的泥土，颜色深褐，像敞开的胸膛。远处有村庄，几排白墙红瓦的房子，炊烟淡得几乎看不见。再远一点，是连绵的矮山，黛青色，像一道安静的眉。
我把额头贴在车窗上，凉意透过玻璃传过来。这七年，我每年回一次家，坐的都是这趟车。可每次都是匆匆忙忙，在车上也回着工作消息，几乎没有认真看过窗外的风景。现在，我忽然觉得那些树、那些田埂、那些低头吃草的牛，都新鲜得不得了。它们从窗外掠过，像一页页会动的画。
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以前部门的下属小刘发来的微信。她说：“姐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，我真佩服你。可我……我不敢。”我给她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，又打了一行字：“不用佩服我，我只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。你好好干，等有一天不想干了，随时可以走。”发完我才觉得这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可我也没删。有些路，总要自己走过才知道深浅。
火车继续向南。窗外的天色渐渐变得柔和，太阳升高了，照在田野上，把麦苗照得绿油油的。车厢里开始有人走动，卖零食的小推车吱吱呀呀地推过去。我买了一瓶水，小口小口地喝。水是冰的，喉咙里却慢慢泛上一股暖意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任阳光落在眼皮上，一片温暖的橙红。
那个曾经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来的世界，在身后越来越远。前方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但我不再害怕了。
火车到站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。小城车站不大，灰白色的站台被太阳晒得发烫，空气里浮着一股淡淡的、铁路独有的油腥味和尘土味。我拖着行李箱出来，站前广场上稀稀拉拉停着几辆破旧的中巴车和拉客的摩托。几个司机围上来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问我：“小妹，去哪里？上车就走。”我摇摇头，穿过他们，走到广场边的公交站牌前。
等车的时候，我买了瓶水。小卖部的老板娘胖乎乎的，一边找钱一边和旁边的人闲聊，说地里的油菜花开了，今年气温高，开得比往年早。我抬头望了望天，天很蓝，云很低，像一团团刚摘下来的棉絮，堆在远处的山尖上。公交车来了，是那种老式的绿色巴士，发动机轰轰地响，车门一开，涌出一股热烘烘的汽油味。我投了币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里人不多，一个老太太拎着半篮子鸡蛋，坐在前面，和一个熟人说着话，声音很大，说的都是婚丧嫁娶、柴米油盐。我听着那些半懂不懂的方言，像听一首遥远而亲切的歌。
车出了县城，路变窄了，两旁的行道树从杨树换成了香樟，又换成了水杉。空气里开始有泥土和青草的气息，混着油菜花那种蜜一样的甜香。我打开车窗，风灌进来，热乎乎的，带着田野的温度。路边的油菜花开得正盛，一片连着一片，金黄得像谁把太阳掰碎了撒在地上。有几个小孩子在田埂上跑，手里举着网兜，大概在捉蝴蝶。他们的笑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，像一串碎银铃。
我在镇上下车，又走了一段土路，才到爷爷留下的老屋。那是一座白墙黑瓦的老房子，院墙上爬满了薜荔，叶子浓绿得发黑。院门虚掩着，木门上的铜环生了锈，像两只昏昏欲睡的眼睛。我推开门，院子里长满了野草，几株凤仙花开得泼泼辣辣，红的粉的挤成一团。堂屋里很暗，一股霉味和陈年木头的气味扑面而来。我站在门口，等眼睛适应了里面的光线，才走进去。八仙桌还在，靠墙摆着，桌面上落了一层灰。墙上的老照片已经泛黄，边角卷起来，像一片片枯叶。照片里的爷爷穿着中山装，目光严肃又慈祥。我站在照片前看了很久，想起小时候他背着我穿过这片油菜花田，去镇上看戏。那时候他的背很宽，像一堵移动的墙。现在，墙倒了，只剩下照片里那个沉默的影子。
我花了整个下午把屋子打扫了一遍。扫帚划过青砖地面，灰尘扬起来，在夕光里像一群细小的飞虫。我用井水擦了桌椅，晾了被褥。井水很凉，带着地底的寒气，扑在脸上让人精神一振。屋后的那口井还在，井沿被磨得光滑如玉，井水清冽，能照见自己的影子。我把水桶放下去，提了半桶水上来，泼在院子里。水渗进土里，很快消失了，只留下一片深色的印子，像一块潮湿的补丁。
晚上，我用带来的挂面煮了碗面，加了一勺从镇上买来的豆瓣酱。面很素，但我吃得很香。吃完面，我搬了张竹椅坐在院子里。天完全黑了，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，比城里的亮得多，也密得多。没有路灯，没有霓虹，只有很远的地方有几处农家窗口透出的灯火，暖黄暖黄的，像散落在人间的星子。我仰着头，脖子酸了也不愿意动。我想，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么多星星了。城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，星星都躲着不肯出来，像被什么脏东西盖住了似的。
手机响了一声，是我妈打来的电话。我接起来，她问我到了没有，吃饭了没有，嘱咐晚上别睡太沉，锁好门。我一一应了。她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失真，带着沙沙的电流声，听起来像从很远的风里吹来的。挂了电话，我继续看星星。风从田野上吹过来，带着油菜花和青草的香，轻轻掀动我的衣角。我把膝盖抱起来，整个人蜷在竹椅里，像一只躲在壳里的蜗牛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一趟隔壁的伯父家。伯父是爷爷的大儿子，今年七十多岁了，头发花白，背很驼，但精神不错，正在院子里劈柴。看见我，他先是一愣，然后咧开嘴笑了，露出几颗黄黄的牙齿：“晓云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”他放下斧头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，把我让进屋里。伯母不在家，说是去村头赶集了。他给我倒了一碗茶，茶叶很粗，泡出来的水黄澄澄的，喝起来有些苦涩，但回甘很足。
伯父问起我的工作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实话：“辞职了，回来住一阵子。”他听了，没有露出太多惊讶，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又慢慢地喝了口茶，说：“辞了就辞了。你们年轻人，日子还长，不急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越过我，望着院子里那堆劈了一半的柴，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我忽然觉得轻松了许多。这个只在我小时候生活过几天的老人，此刻却给了我一种久违的、不需要解释的包容。我问他身体怎么样，他说还行，就是腿疼，阴天下雨厉害些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从地里的庄稼，说到村里的新路，又说到镇上新开的超市。他说得很慢，带着那种老年人特有的、不慌不忙的节奏，像溪水淌过石头。
中午，伯母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块豆腐和几根青蒜。她见了我很高兴，张罗着做饭。我帮她烧火。土灶的灶膛里火光跳跃，映得她的脸红彤彤的。她一边炒菜一边问我，在外头吃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对象。我笑着说没有。她叹口气，说：“不着急，姻缘到了自然就有了。”然后往锅里倒了油，蒜末爆香，豆腐下锅，刺啦一声响。那声音热热闹闹的，带着人间烟火气。
吃饭的时候，伯父伯母不停地给我夹菜。菜很简单，一碗豆腐，一碟青菜，还有一盆菜头汤。可我吃了很多，每一口都觉得滋味醇厚，像把整个春天的元气都吃进了肚子里。吃完午饭，伯父要去给田里的油菜浇水。我跟着他去了。田埂很窄，走起来要张开手臂保持平衡。伯父挑着两桶水，走得稳稳当当，桶里的水纹丝不动。我走在他后面，看他的背影嵌在油菜花田里，像一幅旧画。
到了田里，他放下扁担，用木瓢舀水，浇在油菜根部。水浇在干裂的土上，很快渗下去，发出轻轻的咝咝声。我也拿起一瓢水，学着他的样子浇。水很凉，溅在鞋上，沾了泥。我低头看自己的鞋，那双旧跑鞋上沾满了黄泥，难看得很，可又很踏实。伯父在旁边说：“这些菜，下个月就能收了。榨油，自家吃，多余的卖掉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人跟地一样，该歇的时候要歇一歇，老种着，地也乏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把瓢里的水泼出去，看着水珠在阳光下碎成一片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某个紧绷的地方松动了。或许他说得对，人跟地一样。我这七年，就像一块被过度耕作的地，早就乏了。现在回到这里，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为了养一养。等养好了，再决定种什么。风从田埂上吹过来，吹乱了头发。我直起腰，望向远处。村庄安安静静地卧在暮色里，炊烟正从屋脊上慢慢地往天上飘，像一条条柔软的灰白色丝带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肺里全是油菜花的甜香和泥土的腥气。这味道让我安心，像小时候赤脚踩在田里的感觉。那感觉，我已经忘记很久了。
在老家住了三天。那三天过得慢，慢得像井台边的青苔，一点一点往石缝里爬。每天清早，我被院子里鸡鸣和鸟叫唤醒。睁开眼，阳光已经透过木格窗在青砖地上铺了半地，光里有细小的灰尘浮沉。我披着衣服走到井边打水，冰凉的井水泼在脸上，睡意像薄霜一样被冲散。然后我坐在堂屋门槛上，喝一碗白粥，就着伯母做的腌萝卜。萝卜脆生生的，嚼起来咯吱作响，把整个早晨都嚼醒了。
这三天里，我跟着伯父下了一次地，去镇上赶了一次集，其余时间就在村里随便走走。村东头有片竹林，风一吹，竹叶沙沙地响，像在说悄悄话。林子里有条青石小径，常年不见阳光，路面湿滑，长满了深绿的苔藓。我每天下午都去那里走一走，鞋底踩在苔藓上，软绵绵的，没有声音。竹林深处的空气很凉，带着竹叶特有的清苦味，吸进肺里，整个人都通透了。有时我会在竹林边的大石头上坐一会儿，看蚂蚁排着队从石缝里爬出来，又钻回另一个石缝。它们忙忙碌碌，却井然有序，像在走一条只属于它们自己的路。
第三天傍晚，伯母做了菜饭，是用新摘的青菜和腊肉一起焖的。我帮着烧火。灶膛里的火苗一舔一舔地舔着锅底，映得我脸发烫。伯母说，村里下个月要修祠堂，每家每户出点钱，你爷那间老屋在名册上，也得算一份。我问多少，她说不多，两百。我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来出。”她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往灶里添了把柴。火光跳了跳，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拉得长长的。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院子里，给林悦发消息，说打算后天去她那儿。她很快回了电话过来，声音里带着笑：“终于想起来找我了？住的地方给你收拾好了，你只管来。”我说好。挂了电话，我抬头看天。月亮弯弯的，像一枚白色的钩子，钩着几片薄云。夜风凉飕飕的，带着油菜花和青草的香。我忽然想起，我爸小时候也在这院子里跑过。那时候爷爷还在，家里种着几亩地，养着鸡鸭。后来我爸进了城，再后来有了我，回来的次数就少了。这些年，老屋一直空着，只有伯父偶尔来开开门窗，通通风。现在，我回来了，像一条河忽然拐了个弯，流回最初的河道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一趟爸妈结婚时住过的那间旧房。那房子就在老屋后面，已经半塌了，屋顶没了，几面土墙还立着，墙上爬满了野藤。野藤开着细碎的小白花，很香。我站在断墙外头，看见墙缝里长出一棵小树，叶子在风里轻轻颤着。我站在那里，想象着很多年前，我妈年轻时的样子。她说过，她嫁过来那天，坐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后座铺着红布。我爸推着车，从田埂上走过来，两边是密密的油菜花。她说那时候觉得，日子会像那些油菜花一样，金灿灿的，开也开不完。
后来，她跟着我爸进了城。他们在城郊租了间平房，我妈摆摊，我爸在建筑队干活。再后来，有了我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总在往前走。再后来，我爸病倒，家里的天就塌了半边。我妈没垮，她一个人撑了这么多年。我想着这些，心里又酸又胀。那些我未曾亲历的岁月，像一部老电影，在眼前一帧一帧地放过去。我忽然明白，有些根，是长在血脉里的，无论走多远，无论绕多少弯，最后总会把你牵回来。
下午，我收拾好行李，去和伯父伯母告别。伯父正在院子里给我装一罐自家酿的黄豆酱，说：“带点回去，你那里买不到。”伯母又塞了两个煮鸡蛋在我口袋里，说路上吃。我推辞不掉，就收下了。临走时，伯父送我出门，站在那棵掉了大半叶子的老槐树下，冲我挥了挥手，说：“想回来就回来，屋给你留着。”我鼻头一酸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往村外走。走出很远，我回头看，他还站在那里，一个小小的、弯弯的影子，像一棵风干了的树。
从镇上去市里，再坐大巴去林悦所在的城市，需要五六个小时。我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从油菜花田变成矮山，又从矮山变成整整齐齐的果园。车厢里有人晕车，有人打呼噜，也有人轻声说话。我塞上耳机，放了一首老歌。旋律很慢，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。我听着听着，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天边已经烧起了晚霞，火红火红的，把半边天都染透了。大巴驶过一座跨海大桥，海面铺着碎金一样的光，几只白鸟从海面上掠过，翅膀尖在夕阳里白得发亮。
到林悦的客栈时，天已经全黑了。她站在巷口等我，穿着一件亚麻长裙，头发松松地挽着，比以前黑了，也瘦了，但笑起来还是老样子，眼睛弯得像月牙。她一看见我，就小跑着过来，一把接过我的行李箱，说：“累坏了吧？先吃饭。”她的手很暖，掌心有薄薄的茧。我跟着她穿过几条曲曲折折的巷子，石板路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路灯是暖黄色的，把我们的影子投在青砖墙上，一高一矮，像两个赶夜路的少女。我忽然想起大学时候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下了晚自习，总爱在操场边的小路上走，说很多很多话，好像永远也说不完。
客栈不大，白墙灰瓦，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，映得门楣上“听风小筑”四个字格外温柔。林悦领我进去，前台的姑娘冲我笑了笑。她带我上了楼，推开一扇木门。房间很干净，地上铺着浅色的木地板，一张大床，白色的床单，窗户正对着一片黑黢黢的水面。她走过去推开窗，风涌进来，带着水汽和远处隐约的桂花香。她说：“这是洱海。白天才叫漂亮。”我走到窗边，外面黑沉沉的，只听见水波轻轻拍打岸边的声音，像呼吸一样均匀。
她给我煮了一碗米线，端到房间里。米线热腾腾的，上面盖着酸菜、肉末和两片青菜。我吃了一口，又热又香，胃里顿时暖融融的。林悦坐在我对面，托着下巴看我，说：“你看起来好累，眼睛里都是血丝。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七年来第一次睡得着觉，可能身体还不习惯。”她也笑了，说：“那你得多住几天，把觉补回来。”我点点头。
吃完米线，我洗了澡。水很热，冲在背上，像一只温柔的手慢慢揉开紧绷的肌肉。洗完后，我换上林悦给我准备的棉布睡裙，躺到床上。床很软，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。我侧过头，看见窗外的水面上，有几粒星子的倒影，碎了又聚，聚了又碎。林悦在楼下招呼客人，她的声音隐隐约约，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我闭上眼睛，想了很多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想。睡意像潮水一样漫上来，把我轻轻抱住。我翻了个身，沉沉睡去。
那是七年来，我第一次没有梦见公司。没有梦见开不完的会，没有梦见领导那条永远在跳动的消息，没有梦见那个装着我所有青春和疲惫的、灰扑扑的格子间。我梦见了一片油菜花田，很大很大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我赤着脚在田埂上跑，风从四面八方吹来，带着蜜一样的甜香。跑着跑着，我忽然飞了起来，像一只鸟一样，轻轻巧巧地升到半空。下面的人抬头看我，有爷爷，有年轻时的爸爸和妈妈，有林悦，还有我自己。那个我站在田里，仰着脸，笑得比油菜花还要明亮。
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。阳光从窗户涌进来，把整个房间都泡在一种暖融融的金色里。我坐起来，看见洱海就在窗外，蓝得像一块流动的宝石。远山如黛，几朵白云懒懒地挂在上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满是水汽和花草的香。新的一天，又开始了。而这一次，我不必急着去赶地铁，不必急着打开电脑，不必急着把自己塞进那套已经小得撑不下的模具里。我只要坐在窗边，慢慢地，把这一天，过成自己的。
在林悦的客栈里住了五天。那五天像洱海的水一样，清凌凌的，不疾不徐地流。每天早晨，我在水波轻拍岸边的声音里醒来，拉开窗帘，洱海就在眼前铺开，蓝得没有一丝杂质。湖面上偶尔漂过几只早起的水鸟，长腿细颈，姿态优雅得像画里走出来的。我穿好衣服下楼，林悦通常已经在厨房里忙活。她系着一条碎花围裙，头发用一根木簪子随便挽着，见了我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坐，粥快好了。”我就在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看阳光一点点从湖面爬到桌布上，把白色桌布染成淡金色。
那几天，我帮她端盘子、擦桌子、在前台接待客人。客栈不大，只有六间房，客人三三两两，有的长住，有的只住一晚。长住的一对退休老夫妇，每天清晨都去湖边散步，回来时手里总拿着几枝野花。他们把花插在前台的花瓶里，说是给客栈添点生气。还有一个年轻男人，蓄着长发，每天背着一个画夹出门，傍晚才回来。林悦说他是个画画的，来了快一个月了，也不怎么说话，只埋头画。我见过他画了一半的作品，是傍晚的洱海，水面铺满霞光，颜色浓烈得快要燃烧起来。
第三天傍晚，林悦关了店门，说带我去洱海边骑车。我们租了两辆旧单车，沿湖边慢慢骑。风很大，把她的裙子吹得鼓起来，像一朵蓝色的花。她骑在前面，不时回头冲我笑。我也跟着笑，笑得很大声。上次这样笑是什么时候，我不记得了。大概是大学时候，有一次我们在宿舍天台上看月亮，说将来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后来，她真的去了。我去了“稳定”。我们各自在各自的生活里沉浮，偶尔通个电话，都是她说得多，我说得少。不是不想说，是觉得没什么可说。现在想想，不是没什么可说，是那时候的我，除了工作，心里空得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装不下。
骑到一处伸进湖里的石堤，我们停下来，把车支在路边。石堤上坐着几个当地人，在钓鱼。我们找了个空处坐下，腿悬在水面上。湖水一下一下地舔着堤岸，凉意从脚底漫上来。林悦从包里掏出两瓶酸奶，递给我一瓶。我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又酸又甜。她看着远处的山，说：“晓云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没想好。可能先找个工作，不用坐班的那种。”她点点头：“你做了这么多年策划，文笔又好，不如试试做自由职业，接点方案什么的。”我听了，没说话。自由职业这四个字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没有固定收入，没有五险一金，像踩在一根悬空的绳子上。可现在，我忽然觉得，踩在绳子上，也比困在笼子里强。
“我认识一个民宿圈的朋友，他们正缺一个做公众号和活动策划的人。”林悦说，“不用天天坐班，每个月去几趟，其余时间线上沟通。收入虽然不算高，但养活自己没问题。你要是愿意，我帮你问问。”我说好，说得很轻。她笑了笑，说：“你以前可没这么爽快。”我望着湖面上碎金一样的光，说：“以前是以前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房间的书桌前，打开那台旧笔记本电脑。电脑启动很慢，屏幕亮起来的时候，蓝莹莹的光映在我脸上。我点开那个七年没打开过的个人文档，里面有几篇大学时写的小说和随笔，文字青涩，但每个字都是那时候的自己。我一篇一篇地看，看到一篇写故乡的散文，写爷爷的老屋，写油菜花田，写井台边的青苔。那是我大二时写的。那时我还年轻，心里有诗，眼里有光。后来那些东西都被工作磨平了，像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，在河里滚了太久，变得又圆又滑。我关掉文档，新建了一个空白文件，光标在页面上跳动，像一颗小小的、等待发芽的种子。我把手放在键盘上，犹豫了很久，终于敲下了第一行字。
我写的是那天的年会。金碧辉煌的大厅，薄薄的红包，八百元，还有我走上舞台时，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。我写得很慢，每个字都细细地打磨。写到撕碎红包那一刻，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住了。那些纸片从我眼前纷纷扬扬地落下，像灰色的雪。我闭上眼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再睁开眼时，屏幕上已经多了一大段文字。那些文字是热的，像从心里直接流淌出来的。我忽然明白，原来我还可以写。原来这七年，被压抑的不只是我的生活，还有我的语言。现在它们都醒过来了，争先恐后地要从指尖涌出来。
我一直写到深夜。窗外的洱海沉入黑暗，只有远处对岸的几点灯火，像撒在水面上的碎星。林悦来敲门，端着一碗银耳羹，说：“别熬太晚。”我接过来，碗是温的。她看看我的屏幕，笑了笑，没多问，只说了句“早点睡”就走了。我喝完银耳羹，又写了一会儿，然后保存文档，关了电脑。躺在床上，浑身轻得像一片羽毛。
第二天，林悦的朋友来了，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叫阿川，短发，穿一件棉麻衬衫，笑起来有点腼腆。我们就在客栈的院子里聊了半个钟头。他说他们有个小团队，做一些和乡村文旅相关的项目，需要一个人负责公众号内容、活动文案，还有简单的策划。我给他看了我这两天写的那篇文章，他看得很慢，看完后说：“你这文字有东西。比很多专业写手都好。”我说我以前是做企划的，写方案多，写这种少。他说：“写方案是技术，写故事是本事。你两样都占。”我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低头喝了口茶。茶是本地的大叶茶，微苦，回甘悠长。
我们谈妥了合作方式：我先试着做几期内容，按篇结算，等后面项目跑顺了，再谈固定薪资。我很满意这个安排。虽然钱不多，但至少可以边做边看，不必再把自己卖进那套朝九晚九的笼子里。阿川走后，林悦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说：“看吧，天无绝人之路。”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头顶那棵老桂花树。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，洒了一地碎金。我忽然觉得，生活其实有很多种活法。只是以前的我，死盯着一种，把其他可能性都关在门外。现在门开了，风从四面八方涌进来，带着海的气息，带着花的香。
那天下午，我给林悦转了一笔钱，算是付这些天的房费。她不要，退回来。我又转，她又退。最后我直接塞进她前台的抽屉里。她瞪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还这样。”我说：“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你要是不收，我明天就搬去别处住。”她这才作罢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呀，就是太要强了。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要强点好，不然怎么走到今天。”
晚上，我给我妈打了电话。她问我住得惯不惯，钱够不够花。我说我找到点事情做了，写写东西，虽然还不太稳定，但心里踏实。她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爸今天还念叨你，说让你别太累。”我说：“你跟我爸说，我好着呢。等这边稳定下来，我就回去看你们。”她说：“好，你在外头照顾好自己。”挂了电话，我趴在窗台上看洱海。月亮刚升起来，又大又圆，把湖面照得银晃晃的。水波层层叠叠地推向岸边，像在唱一首很老很老的歌。我想，我得把这件事告诉昨天的自己：你走得对。
之后的几天，我开始认真做内容。白天在洱海边散步，观察客栈的日常，拍一些照片；晚上回到房间，整理思路，写稿。我写洱海的清晨，写林悦的厨房，写画画的年轻人和退休老夫妇。我发现，当我认真去看时，生活里到处都有故事。写第一篇民宿推广文章时，我花了三个晚上，改了四遍。发给阿川，他回了一个“好”，又加了一句：“这篇推了，我先付你八百。”我看到那个数字，笑了一下。又是八百。可这一次的八百，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挣来的。它有重量，有温度，像一枚小小的、沉甸甸的果实。
林悦知道后，专门开了一瓶她自酿的梅子酒，给我倒了一杯。酒很甜，后劲却有点大。我们坐在院子里，就着一碟盐水花生，喝到月上中天。她说：“晓云，你记不记得大四那年，我们俩在操场上许愿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记得。你说你想去很多地方，开一家自己的小店。我说我想写书，当作家。”她笑起来：“你看，现在我们是不是都在路上了。”我也笑，笑着笑着，眼睛就热了。我抬头看月亮，月亮那么亮，把整个院子都照得通通透透。那些荒废的年月，那些被折叠的梦想，这一刻都在月光里舒展开来，像一朵迟开的花。
那晚，我睡得很踏实。梦里，我不再是那个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撕红包的人。我站在洱海边，风吹起我的头发和裙摆。前方是望不到边的水面，身后是亮着灯火的客栈。我手里拿着手机，手机屏幕上是一篇刚写完的文章。我不再急着赶路，也不再害怕天亮。因为我知道，天总会亮，而我已经有力气，朝任何一个方向走。
在大理的日子像被风吹开的书页，一页一页翻得很快，又快得不知不觉。转眼我已经在听风小筑住了半个多月。这半个月里，我写了四篇民宿相关的文章，阿川那边反馈不错，公众号的阅读量比之前高了不少，虽然和那些动辄十万加的大号没法比，但后台每天都有新关注的读者，也有留言说“看了文章想来住一住”。我把这些给林悦看，她比我还高兴，说：“早说你该吃这碗饭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这碗饭好不好端，我心里有数。几篇文章的热度代表不了什么，但我喜欢写。每次坐在电脑前，指尖敲着键盘，那些平常的事情就会自己鲜活起来。那种感觉，像又重新活了一遍。
日子也不总是一帆风顺。有一天傍晚，客栈来了几个年轻客人，喝了点酒，在院子里大声说笑，闹到半夜。我睡不着，就起来坐在楼梯口听。林悦去提醒了几次，他们消停一会儿，又开始闹。最后林悦站在院子中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稳：“各位，店里还有其他客人休息。要是觉得这里拘束，我可以把房费退了，你们另找住处。”那几个人愣了一下，声音渐渐小下去。我坐在阴影里，看见林悦走回前台的背影，腰挺得很直。第二天早饭时，她神色如常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忽然想，这几年她一个人撑着这间客栈，不知道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夜晚。她比我大不了几个月，却早就在风浪里练出了一副好筋骨。
那天下午，一个长住的小姑娘来找我。小姑娘叫朵朵，六岁半，跟着她妈妈住在客栈里。她妈妈是个摄影师，常年在外跑，这次来大理拍一组人文片子，带着朵朵住了快一个月。朵朵喜欢黏我，总是“晓云阿姨、晓云阿姨”地叫。她拿了一本图画书过来，要我给她讲故事。书是讲一只小海螺去旅行的。我翻着画页，慢慢讲给她听。她听得入神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不时问：“海螺会不会想家呀？”我说：“会呀，但它想看看更大的海。”她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它好勇敢。”我摸摸她的头发，说：“朵朵以后也会很勇敢的。”她笑了，两颗小门牙白得像米粒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生活里有些东西正在悄悄生长，很细，很软，但很韧。
又过了一周，林悦说，有个朋友在隔壁镇做扎染工坊，正想找人帮忙写点宣传文案。我跟着她去了。工坊在喜洲附近，白族老院子，院子里挂着许多蓝白相间的扎染布匹，风一吹，像一片会飞的海洋。工坊主人叫阿鹏，四十来岁，皮肤黝黑，笑起来眼角有深深的纹路。他带我们看那些扎染作品，讲每一块布的染法、纹样、背后的故事。我听得入迷，手机备忘录里记了满满两屏。回去之后，我花了两天时间，给工坊写了一篇长文，从一针一线写到一缸染水，从阿鹏的祖辈写到他那个想学设计的女儿。阿鹏看完后，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说：“写到我心里去了。”接着又补了一句：“以后长期合作。”那个红包我没有拆，但我知道，里面的数目一定比八百多。可那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扎根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我会翻出之前公司的群聊。群里依然热闹，每天都有新任务、新通知，领导们轮流在群里发一些励志的链接，大家回以玫瑰花和握拳的表情。我看着那些消息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另一个世界。小刘偶尔会私信我，说最近又加班到十一点了，说领导今天又在会上说“要珍惜平台”。我问她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她回：“不好。但不敢走。”我给她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，说：“等你敢了，随时告诉我。”她没有再回。我知道，有些路只能自己决定。我走出来了，可她还在那里面。我不劝她，也不替她着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钟，快了慢了，都得自己拨。
四月快过完的时候，大理的雨季来了。雨一来，洱海就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烟，山也青得发黑。那几天不能出去跑，我就待在客栈里。林悦在前台算账，我坐在旁边的藤椅上看书。看的是从隔壁书店借来的一本散文集，作者写自己的故乡，写母亲在灶台前的背影，写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。文字很淡，像一杯泡了很久的茶，苦味和甘味缠在一起，分不清。我看着看着，眼泪忽然掉下来，砸在书页上，晕开一小片。林悦抬头看我，愣了一下，抽了张纸巾递过来，也没说话。我擦了擦眼睛，笑着说：“这书写得真好。”她点点头：“是好。”
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，我起得特别早。天还没完全亮，湖面上浮着一层薄雾，像未散尽的梦。我披了件外套走到湖边，湿漉漉的石头滑，我走得很小心。远处的苍山顶上还积着一点残雪，被初升的太阳一照，泛着淡淡的粉色。几只白鹭从雾里飞出来，翅膀慢悠悠地扇动，像在巡视自己的领地。我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子，学着小时候我爸教我的样子，斜着身子打出去。石子在水面上跳了三下，咚、咚、咚，像三声轻而脆的敲门声。我笑了，又扔了一颗，这次跳了四下。我想起我爸，他要是看见，一定又会说我姿势不对，要再往下蹲一点。他以前每年暑假都带我去河边打水漂。那时候他的胳膊还很有力，能打出一长串水花，像一串亮晶晶的省略号。现在，他连一颗小石子都握不住了。
我在湖边坐了很久，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，雾散了，湖面重新变得湛蓝。有几个背着相机的游客走过来，冲我友善地笑。我起身回客栈。林悦已经起来了，在厨房里煎鸡蛋。我走进去，从她手里接过锅铲，说：“今天我做早饭。”她有些意外，笑着说好，然后靠在门框上看我。我煎了四个蛋，又切了几个西红柿，拌了一盘黄瓜。粥是昨晚就炖好的，盛出来时还冒着热气。我们面对面坐着吃，谁都没说话。窗外，阳光正慢慢爬进院子，把湿漉漉的石板路晒得发白。吃完后，我洗了碗，对林悦说：“我想去一趟苍山，看看那些高山杜鹃开了没有。”她说：“我陪你去。”我摇头：“不用，店里忙。我自己可以。”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那好，你早点回来。”
我坐公交到山脚下，然后沿着一条人少的步道慢慢往上走。山路曲曲折折，两旁的树木遮天蔽日，空气冷冽而清新。我走得不快，每走一段就停下来歇一歇。越往上走，视野越开阔。走到半山腰，回头一看，洱海已经缩成一面小小的、蓝汪汪的镜子，镶嵌在绿野之间。我继续走，小腿开始发酸，呼吸也重了，但没有停下。终于走到一片开阔的山坡，那里长着大片的高山杜鹃，高的有一人多高，矮的只到膝盖。花正开着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，一团一团，像谁把彩霞揉碎了撒在山上。我站在花丛里，风从山顶吹下来，凉得有些刺骨。我大口呼吸，胸腔里满满的都是草木与花的味道，干净得像刚洗过的天空。
那一刻，我特别想哭。不是委屈，也不是累，是一种说不清的、从身体深处涌上来的感动。原来世界这么大，原来生命可以这么茂盛。过去的七年，我被困在几平方米的格子间里，以为天就只有空调出风口那么大。现在，我站在这里，看见花在风里摇，看见云从头顶流过，看见自己的影子斜斜地躺在山坡上。我掏出手机，给林悦发了条消息：“我看见杜鹃了，好大一片。”她回了一个照片，是客栈院子里的猫，蜷在藤椅里睡觉。我笑了，把手机放回口袋。下山的时候，脚步轻快了很多。我终于明白，人不是为了在一个地方耗尽一生才来到这世上的。活着，是为了看见，为了感受，为了在某个风吹过来的瞬间，忽然就懂了。
晚上回到客栈，我写了一篇关于苍山杜鹃的文章。写完之后，通读一遍，自己都觉得顺畅。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，洱海像一块深蓝色的丝绒，上面缀着点点渔火。我合上电脑，走到阳台上。晚风很柔，带着水汽和花的余香。楼下，林悦在院子里挂了几盏小灯，暖黄的光摇摇晃晃，像一群低空飞行的萤火虫。她坐在灯下，和那个画画的年轻人在聊天。我听见她的笑声，清脆爽朗，像一串从竹林里滚出来的泉水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涌起一种很深的安宁。像一条河，走了很远很远，终于汇入了一片温柔的海。日子还在继续，慢也好，快也好，都是我自己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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