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享财富 1955年，蒋介石听闻陈毅授衔后对宋美龄苦笑：这个人真的太强了

1955年秋天，台湾阳明山上微风渐凉。有人匆匆把一份从香港转来的报纸送进蒋介石的书房，纸张摊开在桌面，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——“陈毅，被授予元帅军衔”。蒋介石目光停住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对身旁的宋美龄淡淡来了一句：“这个人，实在太厉害了。”又补了一句：“也很狡猾。”

这并不是一句随口牢骚，而是几十年你来我往、明争暗斗之后，对一个老对手发出的无奈评价。从南方游击区的深山密林，到苏北平原的水网稻田，再到解放后繁华而复杂的上海滩，蒋介石和陈毅隔着战线反复过招，谁都忘不了谁。

要弄懂蒋介石这句“太厉害”，得把时间往前拨几十年，从一个远离战场、看起来挺“文气”的地方说起——巴黎的凯旋门。

一、从凯旋门到大别山：一个“读书人”变成“打仗的”

1920年前后，巴黎的凯旋门脚下，中国留学生的身影并不少见。陈毅就是在这一带，开始思考“这辈子究竟要干什么”的人之一。

1919年6月27日，20岁的陈毅跟着勤工俭学的队伍到了上海。为了省钱，他和同伴们挤在南洋公学小学部的宿舍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可有意思的是，生活艰难，反而逼得人去想问题。那段时间，一些支持勤工俭学的社会名流、进步人士常来给学生们演讲，有人把《新青年》塞到这些年轻人手里。陈毅就是从这本杂志开始，被新思潮一点点“洗脑”。

8月12日，他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。学生们被安排在货舱，吃住条件都很差，许多人在漫长的海上航程中生了病。船到马赛，不少重病学生不得不先进医院休养，直到年底才能辗转抵达巴黎。到了法国一看，这个“勤工俭学”的美好想象，很快被现实打碎。

战后的法国百废待兴，本地工人就业都不容易，这些中国学生既不懂语言，也没技术，常被工厂当成廉价劳力，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。所谓“一边打工一边读书”，在很多人身上，只剩下“打工”两个字。陈毅和蔡和森等人多次跑到中国驻法使馆，反映生活困境，要求保障基本的生存和学习权利，但几乎毫无结果。

就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里，他开始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，参加进步团体的活动。他后来回忆，自己本来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的人，读点新书之后，又染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思想，两种观念纠缠在一起，始终脱不开身。到了法国，接触到更彻底的新思想，他才慢慢找到真正的“出口”。

然而形势很快紧张起来。随着法国政府和反动势力的打压加强，留法学生间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斗争。陈毅在其中表现得很积极，被当地当局视作“过激分子”，最终遭到遣送回国。表面看，这段留法经历像是半途而废，可从此以后，陈毅不再只是一个“四书五经读得好”的读书人，而是一个已经选定站在革命一边的人。

回国后，他参加革命的脚步很快跟上大潮。1927年前后，根据组织的安排，他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。那时国共合作已经走向破裂的边缘，各派势力暗流汹涌。南昌方面传来即将起义的消息时，陈毅立即决定前往加入队伍，路上多次遭遇盘查、阻挠，费尽周折赶到南昌，时间已经到了8月6日。

起义部队根据中央计划，从南昌突围后准备南下广东。陈毅一路追赶，直到部队行军至宜黄一带，才算追上队伍。那时他被编入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，担任政治指导员。职务不算显赫，但革命队伍里真正看重的是能不能干、敢不敢扛事。陈毅没挑没拣，扎进队伍就开始一头钻进战斗和政治工作中。

随着起义部队一路南下，朱德、陈毅等人奉命坚守三河坝，拦截国民党反动军的追击。几天几夜激战不断，部队又累又饿，伤亡很大。朱德和陈毅咬牙撑着，边打边找机会突围，最后带着两千多人突出重围。这一仗打完，很多人已经预感到，以后的路只会越走越险。

时间往后推。1934年，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，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长征。就在这年8月的一次战斗中，陈毅左腿负重伤，无法随中央红军一起北上。中央决定留下他，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，负责领导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，展开长期的游击战争。

这一留，便是生死未卜的三年。

二、深山密林里的“钉子”：蒋介石最头疼的一支力量

从组织角度看，1934年之后留在南方的那部分人，是中央红军的“尾巴”。从战场角度看，他们却是扎在蒋介石心头的一根“钉子”。

随着中央主力北上，陈毅领导的南方游击队成了孤军。对手却不简单。那几年，蒋介石把大量兵力投向南方各苏区，名义上是“剿共”，实际上是用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政策”在进行残酷清剿。为了扫荡游击队，反动军队动辄整团、整师出动，对山区乡村地毯式搜索。

有的地方，老百姓一看到白军来就说：“这回真的要掘地三尺了。”屋子被烧，村庄被毁，稍有怀疑就被抓人审问，很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恰恰能看出指挥员的硬骨头和脑子好不好使。

陈毅在南方游击战争时期，靠的不是兵多枪多，而是几个字：熬、移、打、联。熬，是熬过敌人一波一波“大围剿”，坚持下来；移，是及时转移阵地，绝不恋战；打，是抓住战机打几下狠的；联，是依靠群众，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。

蒋介石一面在政治上下令“斩草除根”，一面在军事上频繁调动部队，试图围歼这支“残部”。很多国民党地方军官报告里，都提到陈毅这些游击队“时隐时现、踪迹难寻”。有的地方军官干脆气得骂娘：山都快翻遍了，人还是抓不住。

而在游击区内部，困难比外界想象的还要大。物资极度匮乏，伤病员无处安置，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扛不住压力，投降了国民党。山里的队伍时而壮大，时而被打散，再一点点积聚起来。很多时候，只剩下一两百人，甚至几十人的规模。但陈毅始终坚持一条原则：队伍可以小，火种不能灭。

这三年，也是陈毅和蒋介石真正意义上的“第一次直接较量”。一边是拥有正规军、航空兵、重武器的庞大军事机器，一边是隐蔽在深山密林的游击队。蒋介石用的是“围、堵、穷追猛打”，陈毅回敬的是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，走了还要回来”。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——南方的游击火种保住了，等到全面抗战爆发时，这支力量又迅速焕发了新生。

不得不说，这段经历，在后来蒋介石评估陈毅的时候，肯定是个挥之不去的“阴影”。因为从战略角度看，一个对手被你“围剿”了三年，不但没被消灭，反而越打越有经验，这就很让人郁闷了。

三、新四军苏北立脚：蒋介石的“噩梦”正式开始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，格局发生了变化。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。陈毅正是这支部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。名义上，新四军是“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、新编第四军”，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；实际上，这支军队的政治、组织、路线，都坚定地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。

对蒋介石来说，这就是一个“不好对付的棋子”。

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蒋介石的想法越来越明显：一边“消极抗战，积极反共”。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的情况下，他一方面保存实力，一方面处心积虑地限制我党部队的活动范围，打击根据地建设。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，自然成了他特别上心的一块。

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忌惮，并不只是后来皖南事变才开始的。从他1940年前后的日记看，已经多次提到要“限制其范围，严防其叛变与暴动”，并下了一个颇为狠辣的总原则：一旦认为新四军“破坏统一抗战”，就“不惜任何牺牲”。这种文字背后，是清晰的政治判断——新四军是潜在对手，不是“自己人”。

1941年1月，皖南事变爆发。叶挺、项英等率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按国民政府命令北移，但却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，激战数日，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。蒋介石随后下令，撤销新四军番号，宣布这支部队“叛变”。

这一纸命令，既是政治上的挑衅，也是军事上的挑战。中共中央随即公开发表通电，严正指出国民党方面的责任，并宣布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，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兼政委。苏北盐城一带，从此成了陈毅和蒋介石真正正面“掰手腕”的主战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不仅有日军，还有所谓的“友军”。蒋介石一方面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等人，暗中布置对新四军的“严密防范”，要求各部队“提防其暴动”；另一方面又不断调整防区划分，试图挤压新四军活动空间。华中地区成了一块“三方博弈”的地带：一头是侵略者日军，一头是牵制打击的新四军，一头则是打着“友军”旗号、实则随时准备动手的国民党部队。

在这种极复杂的局面下，陈毅的指挥艺术展现得很明显。他既要组织部队对日作战，又要随时防备国民党军在背后捅刀子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前面有敌人，侧后也有敌人，但都不能乱”。

1940年春，新四军在皖东半塔集地区同国民党顽固派发生激烈冲突。陈毅指挥新四军灵活机动，沉着应战，最终打出了漂亮的一仗，迫使对方狼狈撤退。这事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不小震动。有的军官心里清楚：跟日军打仗损兵折将也就算了，跟新四军硬碰硬，没准连面子都丢尽。

蒋介石看在眼里，对陈毅的警惕也在一步步加深。尤其是当他得到情报，新四军在江北地区的根据地越做越大，连李宗仁都忍不住感慨，安徽除了巢湖、和县、全椒、滁县等少数地方还能推行国民党政策，其余地区基本成了新四军说了算时，他心里很不好受。

在这样的压力下，蒋介石采取了两个方向的动作。一是促使驻江苏的国民党军“坚决剿办”新四军，二是以“整编、防止摩擦”为名，命令新四军南调长江以南，从地缘上削弱其在苏北的影响。

面对这种命令，陈毅并没有硬顶，但也绝不照单全收。他采取的办法，有点像下棋时的“拖刀计”。表面上，新四军对调动命令有所响应，部队也做出了“行动”的姿态；实际上，行动速度并不快，部署上也处处留有余地。趁着这种“走也不快走、留也不算明留”的空档，新四军抓紧时间在苏北、皖东北等地取得一系列根据地成果，控制了一批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。

从蒋介石的角度看，这个人确实“很狡猾”：既不跟你公开翻脸，又暗中稳步扩展力量。等他发现问题时，新四军已经在苏北扎下了稳固根基。后来的苏北一系列冲突中，陈毅始终是主心骨式的人物。许多老兵回忆，部队最困难的时候，只要一听说“老陈”来了，心里就会安定些。

可以这么说，新四军和蒋介石之间的长期角力，以苏北为核心战场，而陈毅则是这场较量的关键人物之一。蒋介石对他的那句“太厉害”，里面有长期斗而不得手的火气。

四、上海与暗杀：棋局翻篇，人还在棋盘上
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这座远东大都市从此改变了命运。对于国民政府，那是一次几乎无法挽回的战略失利；对于新中国领导人，则是一块既重要又棘手的试金石。谁来管这座城市，是个很讲究的选择。

最终，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。这一任命，放在他过去的履历里看，有点特别。这个曾在深山打游击、在苏北打硬仗的将领，突然要面对的是工业、金融、租界、帮会、难民、物价、失业等一连串都市问题。可是对于蒋介石来说，他看到的并不是这些具体工作，而是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陈毅，现在坐在上海了。

记仇，是蒋介石身上一个很鲜明的性格特点。苏南、苏北、新四军，这些过去的“旧账”，都让他对陈毅这个名字格外敏感。退守台湾之后，他还试图通过各种秘密手段干扰大陆尤其是上海的秩序，其中就包括制造恐怖活动、暗杀重要领导人。

1949年后不久，情报机关头目毛人凤就奉命在上海策划一系列破坏行动。陈毅，排在暗杀名单的首位。第一批潜入上海的特务，有二十多人，携带武器和炸药，打算通过刺杀、爆炸等手段制造混乱。结果他们的行动早已被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保卫力量盯上，很多人还没站稳脚，就被一网打尽。

消息传到台湾，蒋介石非常不满，又派出第二批特务。这一次，为了“提高成功率”，特务携带了更多美式装备，训练也更为严格。可惜仍然没能翻起浪花。通过反侦察、佯装放松警惕等手段，公安机关很快又把这些潜伏分子陆续抓获。等到几轮折腾下来，暗杀陈毅的计划停在纸面上，没掀起大风浪。

对于这些失败，蒋介石心里未必不清楚：对付陈毅这种对手，靠几支手枪、几只炸弹，根本改变不了什么。这个人早已不是山沟里的游击队长，而是新中国的元帅、重要城市的管理者，也是党和国家领导层中举足轻重的一员。

1955年，新中国进行首次军衔授予。根据个人历史、军事实绩和对革命的贡献，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。这个消息很快经由海外报刊传到台湾。一听到这个人最终被评为元帅，而不是一般大将，蒋介石嘴里那句“太厉害”其实不只是对军功的承认，更是对对手政治生命力的一种无奈感叹。

他随后又对宋美龄说了一句“很狡猾”，这话听起来带点贬义，但换个角度看，不正说明陈毅这几十年在复杂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老练和灵活吗？从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，到南方游击区的孤军统帅，再到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之一，直至解放后管理上海的大员、共和国的元帅，每一步都踩在了历史的重要节点上。

蒋介石对陈毅的态度，其实有两个层面。一方面，他确实忌惮、痛恨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给自己造成的长期困扰，多次在日记和讲话中表达过对这支部队的不满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老政客和职业军人，他又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对手并不简单，不是可以轻易“解决”的那种人。

陈毅本人对这些恩怨，公开场合没有太多谈论。他更关心的，是怎么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站稳脚，恢复生产秩序，同时在中央工作、外交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。后来的许多资料表明，他在政治判断上的冷静、在复杂局势面前的从容，都延续了以前那些“在多方夹击中找出路”的经验。

从蒋介石角度看，陈毅“厉害”在三点。其一，打不垮。南方游击时期如此，苏北新四军时期如此，连暗杀都奈何不了他。其二，能做大事。不论是在抗战、解放战争中，还是在解放后的城市治理、外交布局上，他都有一系列关键性的作为。其三，会用人、懂政治，既能在战场上和敌人周旋，也能在统战、谈判、城市管理中见招拆招。

1955年那声“太厉害了”，既是情绪，也是事实的归纳。几十年的历史翻过来再看，两人之间的对垒从来不只是枪炮交锋，更是在路线、战略、意志上的长期较量。蒋介石一边苦笑，一边承认，这个曾经被遣返的留法青年、那个在南方山林里顽强支撑的游击战领导者、那个在苏北平原上与自己反复周旋的新四军军长，最终站到了共和国元帅的行列里。

陈毅的一生，从凯旋门到南昌，从大别山到苏北，再到上海和北京，几乎每个阶段都与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密切相连。对于曾经的最高对手蒋介石来说，这个人确实“太厉害了”。而这句评价本身，也成了那段风云岁月里一个颇具意味的注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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